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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想和别人谈谈喀秋莎的事，我始终找不到可以谈这 个话题的伙伴。直到“文革”结束，我认识了后来成为妻子的这个大龄未婚的女子。 第一次约会我就与她说起了喀秋莎。她后来说，她正是由于这个她喜欢听的故事才 最后成为我的妻子的。 到了莫斯科我鼓了几次勇气想对接待单位提出寻找和会见卡杰琳娜的请求。终 于没有说出来。三天后，我们去了乌兹别克和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参观访问，我对 与喀秋莎见面完全未做努力也完全不抱希望。这样，当我从斯大林的故乡，从至今 还保留着山峰上的斯大林铜像的唯一城市第比利斯回到莫斯科，在各项日程结束离 开苏联的前夕，我突然接到喀秋莎的电话的时候，一听到她的声音——我只一声就 听出来了，虽然她的声音已经苍老和沙哑多了——我流了泪。她在电话里也激动地 啜泣起来。她在电话里不停地唱着《纺织姑娘》，她怕我听不明白，又用半中半俄 的腔调喊道：“莫斯科——北京！斯大林——毛泽东！” 依我的计算，这一年她应该是６４岁。俄国人老得比东方人快，她满头银发， 满脸皱纹来到我住的地方，当着我团翻译的面拥抱了我，我叫了翻译来一起与她见 面，与其说是为了语言，不如说是为了不要有什么说不清楚的事发生。她吻了我的 两面面颊，我也吻了她的手和额头。虽然形同老迈，她也稍稍胖了一点，可以看到 她的双下巴，她的头发也远比过去稀疏，剪得短短的，像男孩子，但她的身材依然 美好，她的头发虽白却相当有光泽，银亮银亮，她的动作也还好。只是她戴着一副 红塑料框淡茶色眼镜，使我看不清她的眼睛，给我增加了距离感。即使在她吻我的 面颊的时候，我也觉得我们中间相隔着一架质量低劣的眼镜。她说这两年两国恢复 人员来往后，她一直注视着中国来访的客人，她终于等到了老朋友老同事。她说她 ６０年代后期就从列宁格勒迁到莫斯科来了。她说她一直参加苏中友协的活动。她 说：“无论如何，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期是在中国度过的，我在中国过了５年， 我的黄金时代是在中国，那时候中国革命刚刚大获成功，新中国建立不久，社会主 义阵营一下子变得那样强大，中苏团结牢不可破，我们的理想多么美好，你们多么 高兴，我们多么高兴，我们多么有信心，中国同志对我们有多好！”她流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