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写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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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宿舍放四张床，住四个人，每人把一个角。宿舍里除了杨师傅和宋长玉，还住着孔令安和孟东辉。在外人看来，这四人同属一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大阶级里还套着小阶级，同宿舍的四个人还分为两个阶级。杨新声和孔令安为国家正式工；宋长玉和孟东辉为农民轮换工。虽然后面都带一个工字，可工字前面的规定词和限制词却有着天壤之别。一个是国家，正式；另一个是农民，轮换，也就是非国家，非正式。国家正式工优越之处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可以一直干到六十岁退休，退休之后仍可以拿退休工资。而农民轮换工呢，他们的主要名义还是农民，而不是工人。他们到煤矿挖煤是临时性的。煤矿招他们来，先与他们签一纸合同，第一个合同期为五年。如果他们干得好，合同期可以续签五年，加起来一共是十年。 十年是合同用工的最长期限，一般来说，干够十年，合同就解除了，农民轮换工就可以走人。由于采煤劳动繁重，和井下自然条件恶劣，危险，国家正式工干过一段时间就不好好干了。有的受了伤，有的得了矽肺病，确实有情可原。但一些身体好好的人，也说头疼脚疼，筋疼蛋疼，千方百计开病假，泡病号。煤矿有一些夫妻都是在矿上工作的双职工，他们生的子女被称为矿工子女。那些子女当中，女孩子还愿意在矿上谋一份工作干，因为她们不必下井。男孩子就不行了，他们要么跳出煤矿，到别的行业去干。跳不出去的，他们宁可在家闲着给狗挠蛋，也不愿下井。如果再像过去一样，到农村招进大批国家正式工，势必造成恶性循环，使煤矿的工资包袱越背越重。在改革用工制度的呼声中，上面不知是谁想出了这么一个主意，只招收农民轮换工，让青年农民轮流到矿上挖煤，五年轮换一批。反正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多的是，他们正愁没地方去挣钱，给他们提供一个挣钱的舞台，他们不挤破脑袋争着上台才怪。 农民轮换工和国家正式工的一个本质性的区别在于，农民轮换工不往矿上迁户口，不改变原来的户籍关系，干满五年或十年，从哪里来还要回到哪里去。也就是说，矿方利用的是农民工的青春和力量。一根甘蔗能有几节甜呢，不过是中间的三五节。一个人的最好年华也是一样，一般来说在二十岁与三十岁之间。矿上好比只把甘蔗中段最甜的那几节吃掉，就变成渣子吐出来。当然，当农民轮换工也不是没有一点希望，在干满十年的所有农民轮换工中，矿上有权把其中百分之五的优秀人才转为国家正式工。宋长玉牢牢记住了这个百分之五，如光芒般照耀他的也是这个百分比。一百个只能转五个，被挑中的概率是很低，如果没有权利机构的背景和过硬的关系，恐怕再优秀的人才干得再好也没用。如果干得不好，就更没希望。宋长玉打定的主意是双管齐下，既要好好干，给人们留下一个好印象，又要赶紧拉关系。 正式工和轮换工的区别，在床铺的摆放位置上也看得出来。杨新声和孔令安的床铺靠里靠窗，床上能照到阳光。宋长玉和孟东辉的床铺靠外靠门，冬夏都是阴面。另外，正式工床上的铺盖是牡丹花被子，太平洋单子，轮换工的床上铺的是粗布单子，盖的是粗布印花被子。两个正式工的床头都有一只木板箱，而两个轮换工还没置下箱子，每人只有一只帆布提包，在床下放着。四个床位通常只有三个人在宿舍里住。孔令安的精神出了点问题，他手里提着提兜，兜里装着笔记本，每天人五人六，做出的是干部的样子，开会的样子，视察的样子，不一定游荡到哪里去。他偶尔回来睡一觉，睡上一天两天，起来胡噜胡噜头发，端起干部的架子又出发了。杨新声把孔令安发生精神分裂的原因对宋长玉讲了，宋长玉嘴上说可笑，心里却吃惊不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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