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悬崖

引子（1）

　　最近几个月里，我接二连三地到殡仪馆去。一些人相继离世了，先是我的奶奶，这位活了九十岁的老太太，50年代做过我们这个城市的市长。四十年过后，这个城市知道她的人已经不多，但在她的遗体告别仪式上还是来了不少人。大部分人我都不认识，多是她从前的战友、部下吧。遗体告别之前，他们轮番到休息室向我们家的人表示慰问。作为遗属，我们家的人都流着泪——除我之外。我不是不想流泪，我奶奶生前是很疼我的。我有一只和平鸽牌袖珍闹钟，就是我奶奶50年代末访问苏联时专为我带回的，尽管那时我还不识字，时间对我还不具备什么意义。我之所以无法流泪，是因为我奶奶的长子——我父亲流了太多的泪，一个将近七十岁的男人，就那么当着众多的熟人生人，咧着大嘴放肆地嚎哭，鼻涕眼泪以及他那因悲哀而扭曲的脸都使我感到难为情，也许是难过。后来《哀乐》响起来了，告别仪式开始了，我们站在灵堂一侧，继续接受慰问和握手。我以为我会在这个时刻流泪，但眼泪它还是下不来，因为我的精神一直不能集中。我盯着玻璃棺材里我奶奶的遗容，发现她居然被化妆师给涂了两个边缘明显的红脸蛋儿。化妆师当然是好意，是想让死者看上去和活着一样。问题是我奶奶活着的时候从不这样，她一生不用化妆品，绝想不到死后会被化妆师在脸上大做文章。她的红脸蛋儿阻止了我的眼泪，《哀乐》也使我走神儿。因为这一曲举国上下沿用至今的《哀乐》，本出自我奶奶的小叔子、我父亲的二叔、也就是我的二爷爷之手。抗战时期他在贺龙领导的西北战斗剧社当指导员兼作曲，他创作的小歌剧《新旧光景》在当时可说是脍炙人口，《哀乐》便是取材于其中的一段插曲。当然，它后来之所以能流行全国，想必是又经人作过了加工整理，才更加丰富和完整。但《哀乐》的主创者是我的二爷爷，这是个事实。这个事实逗弄得我在有《哀乐》的场合总是三心二意。不止一个人告诉我，《哀乐》的成功就在于它能使所有听见它的人要哭，不管你眼前有没有一个活生生的死人。于是我就想，正因为有了《哀乐》，人类才没有了判断眼泪真伪的可能。《哀乐》是要唤起人所有的悲伤细胞为之活跃的，我仿佛因为与其作者有亲缘关系，才逃离了这种被唤起。我常在应该悲哀的时候刻意欣赏《哀乐》作为一首“经典”乐曲的成功之处，我还想起我那位创作了《哀乐》的长辈，当他去世前是怎样叮嘱家人千万不要在他的遗体告别式上播放《哀乐》。他真是聪明，他愿在死后还原成一个生活中的真人吧，那便用不着让人拿他创作的《哀乐》再为他增添些戏剧性的悲伤。

　　后来几次的殡仪馆之行，我都没有眼泪。有一次适逢省内一位文化界资深官员逝世，因了他的德高望重，佳绩昭彰，前来告别的人空前地多。百十辆汽车堵塞了殡仪馆门前的道路；拥挤在院内等待告别仪式开始的人们寒暄着互问近况，说着该说的或不该说的，让人爱听或不爱听的话。诸如“老刘啊可要多注意身体啊”——仿佛下个就轮着老刘了；诸如“老马呀多日不见你脸色可不好，该去医院检查就得去，别犹豫”——仿佛老马也很危险。更多的人则说着与死者告别全无关系的家长里短，社会新闻。人声嘈杂人头攒动，像集会，又像某个新开业的酒店等待剪彩。若不是《哀乐》猛地响起，这嘈杂还不知要继续到哪里。我敬重这位官员，他生前鼓励过很多年轻人的创作，本人也在被他鼓励关怀之列，以至于在当年能从一名普通下乡知识青年被调入作家协会，成为半职业作家。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在这大庭广众之下、这记者云集的场面表露我的哀伤呢（注意：此想法已属做作）。我踏着《哀乐》的节奏排队走向灵堂，《哀乐》又使我开始走神儿，我为我的泪水迟迟不来感到焦虑。这时乐曲忽然中止了，是录音机接触不良所致。人们都停了步子，仿佛没有音乐他们就无所适从不知以怎样的节奏向死者鞠躬。我的眼泪本来可以在这片刻的空白中涌上眼眶的，但是录音机被人捶打了几下又恢复了正常，于是《哀乐》继续，人们的行走便也继续。这当儿我走近了灵堂门口，门口举着大把假花的殡仪馆工作人员向每一位进厅者发放假花，给人感觉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强迫性行为。我被迫接住了一枝脏乎乎的白尼龙绸假花（不知被用过多少回），花梗的铁丝扎破了我的手。我的手流了血，我的眼就流不出泪了。

　　有时候我会想起我那天举着一枝铁丝毕露的脏绸花，有些恼火地献到死者遗体旁的尴尬样儿，幸亏《哀乐》掩饰了这尴尬，《哀乐》的功效还在于，它不仅能激发人的悲伤，也能掩盖悲伤之外的所有其他。但，我仍然没有眼泪。走出灵堂时我听见两个眼熟的记者对我的议论，他们说起向我奶奶遗体告别那一回，说那回我就从始至终没落一滴泪。

　　记者们好眼力。在这样的场合我不仅无法哭泣，我甚至说不清自己的心绪：慌乱，空洞，烦躁，惶惑，无名火……也许都不是，也许兼而有之。我因此常常愿意在离开殡仪馆之后一个人到烈士陵园去。

　　我们这座城市的烈士陵园是整个华北地区最大的墓园，占地近三百亩，埋葬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捐躯的烈士。陵园内树木很多：雪松，银杉，丝柏，法国梧桐，白丁香，紫丁香，还有那些将陵园分割成棋盘状的整齐油亮的冬青。树木簇拥着烈士的墓碑，墓碑下是他们的墓穴，一排排隆出地面的长方形墓体从东向西，从南向北一望无际，像士兵整齐的列队。除了清明，这里可能是整个城市最安宁的地方。当我从嘈杂的殡仪馆踏入烈士陵园的大门，当我坐在随便哪位烈士那半人高的墓碑之下，墓道两侧巨大的法国梧桐枝叶交错搭起蔽日的天棚，为我和烈士们遮着阴，这时候我的心便豁啦啦静下来。眼泪常常不期而至，我任凭它去流淌，因为这时我的泪水可靠从容，没有雕饰也不暧昧。不像在殡仪馆里，那地方即令有泪也给人一种来得急去得快之感。在烈士陵园这样的地方，地面上没人认识我，墓中的人又是那么谦虚那么善解人意，我流泪就用不着为了什么。我只看见这里的树很壮美，我还坚信墓中人个个年轻英俊。这里没有哀乐，也没有我奶奶被化了妆的红脸蛋儿，也没有那么多活人的寒暄，因此这里也没有死亡。引人上心的，都是些活生生的对生命的想念。我经常在条条墓道之间走来走去阅读碑文，阅读那些生命和他们短暂得有些残忍的历史。我曾经在一块墓碑上读到过一名烈士的简介，这烈士名叫王青，冀中第××军分区年轻的副司令。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第二天，王青在全区百姓庆祝抗战胜利的大会上作了鼓舞人心的报告之后，归途中被一冷枪击中牺牲，年仅26岁。每次我读王青的墓碑，总是莫名其妙地坚信那个打他黑枪的人物还活在世上逍遥法外。这想法让人毛骨悚然但并不荒唐：人世间，我们真正知道的事实又有多少呢？这种打黑枪的人，他们比战场上与我们面对面拼杀的敌人更叫人仇恨，他们在茫茫人海里也有可能隐匿得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