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悬崖

引子（2）

　　坐在烈士的墓前，我找回了我对离世的那些亲人、熟人准确真实的想念，我也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明晰地想我的奶奶。我的童年是在奶奶家度过的，小学时班里同学问我怕不怕我的市长奶奶，我不回答他们，只是想起我爷爷对我奶奶的不怕。我爷爷是个给地主扛长活出身的大老粗，战争年代也流过血负过伤的。他不仅敢打我的奶奶，还撅折过她的眼镜腿儿。他的口头禅是：“白天谁怕咱，晚上咱怕谁！”——他打我奶奶一般在晚上。长大之后我才逐渐地弄清他这口头语的含意，我不喜欢我的爷爷。有一回我读到过一段有关丹麦女王玛格丽特1972年登基的描写：在王宫阳台上，站在玛格丽特公主身边的丹麦首相大声喊了三遍：“国王已经去世，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万岁！”聚集在王宫广场的两万名丹麦市民沉浸在悲喜交加的情绪中。这时新女王的丈夫亨里克来到阳台上，彬彬有礼地吻妻子的手，对她表示尊敬。这一事先并无安排的举动感动了成千上万的国民，他们把这看成是自豪、感激和信任的标志。这描写令我想起了我的爷爷，尽管我奶奶不是女王，可我爷爷在人前人后实在是对她缺乏起码的尊重。如果不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我会厌恶我爷爷终生的。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红卫兵小将到我家揪斗我奶奶时，我爷爷将我奶奶护在身后，和那些小将大打出手。据一位目击者回忆，当时我爷爷邪劲十足，只几分钟便将数十名小将打倒在地躺了一院子。后来我爷爷就是因此被红卫兵打死的，慢慢地，你一皮带、我一拳头地被打死的。不能不说我爷爷是为我奶奶而死，他一生不会去吻我奶奶的手，但他却能不假思索地为她豁出生命。若是我爷爷早死二十年，或许他也会被安葬在烈士陵园这苍松翠柏之间的，他本来就和长眠在这里的人们是一代人。也许这是我亲近烈士陵园的另一个原因。有一回我听说陵园管理处因为经济效益不好（参观者一向很少，门票才五毛钱一张），欲在园内辟出一块地方开办歌舞厅，顿觉怒火中烧。幸而此设想被陵园的上级主管——省民政厅及时否定，陵园才得以继续一如既往地庄重和清静。

　　当我来陵园的次数多了，我还发现这庄重和清静吸引的不止我这样的人。这个中午，我坐在墓碑前读着一本闲书，有一男一女从我眼前走过。他们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他们与这园内的一切格格不入。女的20岁左右，身材臃肿，卷发湿淋淋（保湿摩丝所致）地堆在耳边；脸上涂抹着很厚的劣质化妆品；一条黑呢长裙，裙裾上缀着一些金属亮片。男的30多岁，头发上明显地蒙着尘土，穿一身棕色西服，拎着大哥大包，像来自乡镇。他们渐渐地走近了，一路说着话。我下意识地低头把视线落在手中的书上，却分外留意着他们的声音。我听见女的说，二十不行。男的说，门票和可乐还是我买的呢，再添五块，二十五。女的说，五十二你也是做梦。男的说行了吧，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脸。女的说那你别跟着我呀。可是那男的还是跟着那女的，看来他是决心在价格上作些让步的。

　　这一男一女，借了这里的苍松翠柏僻静安宁，就光明正大地走在烈士的墓道上谈着皮肉生意。他们走着“嚼清”着，行至墓道尽头停住脚犹豫着，像在选择合适的交易地点，又仿佛价格还没有最后谈妥。过了一会儿，我抬头向墓道尽头张望，那里没了他们。又过了一会儿，我听见身后一阵窸窸窣窣，我转身向后看，原来那一男一女绕到了我身后的那条墓道上。借着墓碑的遮拦，透过低垂的柏枝的缝隙，我看见这一男一女选择了一块枝叶掩映的墓基，在距我仅五六米的那块地方，巴掌大的梧桐叶片几乎将那座墓遮住一半。然后他们做了他们想要做的：在阳光下，在那座光洁柔润的汉白玉烈士墓上，女的撩起裙子四仰八叉，男的将脖子上那根廉价的“一拉得”领带转到脖子后头，便扑在女人身上。然后女人站起来数钱——大约比五十二要多，男人头也不回地走了，他那根领带——转向脖子后头的领带也没顾得再扭到胸前来，这使他的背影显得滑稽而又愚昧。我很惊奇我居然能注意到这个细节，很久以后，当我看到街头小商店挂着的那些“一拉得”领带，还能清晰地想起那个领带耷拉在后背上的脏头发男人。

　　我羞于将这件事说给任何人，包括我的丈夫。只想着当时我若冲上去突然向他们大喝一声该会有什么结果。我千百次地想着冲上去，可生活中的我并不是冲上去的那种人，我不是我的爷爷。

　　那个中午，当那一男一女离开后，我很想走近去看一看那是什么人的墓。但是一种气味和颜色阻止了我；不洁的，丑陋的，浊恶的……我坚信我嗅到了看见了它们，或者说我的皮肤先于我的视线嗅到了看见了墓上那浊恶的气味和不洁的颜色——有科学证明皮肤不仅能嗅到气味，也能看见颜色。我没有立刻上前并非由于我有多么高尚，是由于什么呢？我只记牢了如林的墓体中那座墓的方位，第二天我才专门来到那座汉白玉墓前读了墓碑上的文字。我知道了这墓中葬着一位八路军敌工部的女除奸科长，她是在五一大“扫荡”中由于叛徒告密，被日本人从一堡垒户中抓出活埋的，活埋前敌人挖去了她的双眼和双乳。她叫刘爱珍，牺牲时年仅22岁。为她撰写碑文的人怀着对烈士的敬仰之情，运用了一些与碑文文风明显不符的形容，譬如言及刘爱珍性格倔强且貌美时，还用了“大眼睛双眼皮”这类的句子。但这没有妨碍我对刘爱珍的钦佩，还有哀伤——每当我想起仰躺她墓上的那一男一女。

　　当我读着刘爱珍的墓碑时，一个对我久已有过观察的女人冲着我走过来。若不是这个女人，也许我会隔很长时间再来烈士陵园的，直到那一男一女在我脑子里淡下去。可我认识了这个女人，并且出于某种原因，和她连着几天在陵园里会面。

　　这是春天的一个下午，我站在刘爱珍烈士的墓前，读着她的英勇事迹，读着有关她“大眼睛双眼皮”的描述，一个女人从墓地尽头款款地向我走来。她身材高挑儿，穿一件长及脚踝的“97”欧洲款乳白色风衣，戴一副品牌为佐佐木系列的“十级方程式”太阳镜，椭圆形的灰蓝色镜片把她的脸衬得神秘、冷俏。她的走动没有运用时装模特儿在T形台上夸张的猫步，但她行进在烈士墓道上的整个姿态，却给人感觉她是行进在时装展示会的T形台上。她款款地、却是不容置疑地向我走来，她并且在走到我跟前时停住，摘下太阳镜顺畅而肯定地叫了声我的名字，就像所有熟识我的人那样的叫法。但我不认识这个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