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悬崖

录音之四（2）

　　我冷着，冷使我初次真正明白了我母亲的不容易。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忽然抱住她，我对她说，我再也不讲那个故事了，那个午睡起来登上一座高山的故事。我以为我母亲会有很强烈的反应，似乎许多年来她盼的就应该是我这样一个知情达理的表态。我的这个表态，对我母亲来说甚至应该有点雪中送炭的味道。但是她没有什么强烈的反应，她只是没头没尾地对我说：“反正是没有证据的，你记住。”我立刻明白了，以我的分析能力，我有能力弄明白我讲故事的徒劳，儿童式的幼稚计谋吧。即使我像“文革”中盛行的“天天读”那样每日每时地讲下去，即使我讲的不是上山，就是上了一座滑梯就是向陈非伸出了手，证据呢？谁看见了？即使有一个××小朋友看见了，谁来为我判罪呢？法律不会为一个5岁的孩子判罪。我的母亲，其实她早于我明白了这一切，因此她已不在乎我是否还要继续把午睡起来上山的故事讲下去。现在她冷，冷压倒了一切。冷后来使她成了一个终生的热爱棉被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母亲重返北京路幼儿园，并很快升作园长。老师、阿姨大部分都已换了新人，新颜旧貌一同呈现在人们眼前，我母亲感慨万端。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我母亲自觉她苦难深重，她必须说话，她要找到一个突破口伸冤报仇宣泄自己。在这个时代我母亲仍然选择了1958年陈非的死，因为幼儿园新来的老师和阿姨都曾向园长提及园内为何不设滑梯。这正好给我母亲提供了机会，她在大大小小各种会议上讲述30多年前那个倒霉的下午，她不再提及陈非手中的英国铁皮猴，她只说堆在滑梯下的那堆废铁。她说这分明是整整一个时代的荒唐导致了一个孩子的死。假如没有大跃进，幼儿园就不会大炼钢铁；假如不大炼钢铁，滑梯下的草坪上就不会有废铁堆出现；没有废铁堆，就算一个孩子不慎从滑梯上摔下来，也并不意味着非死不可。我母亲的听众都认为她的分析是深刻的，这是一个荒唐时代才有的荒唐悲剧，所有的人由此更加庆幸那个时代的终告结束。我母亲并且以此教育年轻的教师，幼儿园工作的中心只有一个，便是一切以孩子为中心，因为孩子是一个民族的未来。我决不想说我母亲在讲假话，可我又知道她说的不真。陈非死于我的妒嫉之手，这件事却可以和每个时代紧密相联，惟独与我无关。我真不知这是上苍对我的厚爱，还是上苍对我的调侃。我慢慢长大起来，有时我憋得难受，我很想和我母亲摊开此事，但我们之间注定没有共同面对此事的可能：或者我也想临阵逃脱，或者我母亲也想终生回避。

　　我慢慢长大起来，知道了我母亲孤身一人的诸多苦恼。我很想让她组织一个家庭，找个好脾气的男人。可我母亲是个有传闻的人，许多人都知道她曾举刀砍断过前夫的手指。谁敢指望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生活呢？我母亲似乎也深知这点，她曾对我说过，要是再结婚，她还是跟我父亲最合适。可我父亲早就有了新家庭，并且他的新生活也不像我小时候和我母亲诅咒过的那样“好不了”。他的新家庭挺好，据说我父亲在他的新太太跟前从不大嚷大叫。这信息肯定让我的母亲失望，有时候她会突然冒出一句：“这真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我知道她在说什么，也不搭腔，意思是让她正视现实，用当时流行的说法叫做“一切向前看”。我不清楚我母亲最终朝哪个方向看的多，我只知道不久之后她便开始与棉被恋爱，她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采买棉花、采买被里被面和缝被子上。她告诉我说，这世界上什么都是靠不住的，能给你温暖的只有棉花。她说“韩桂心你不知道啊，那年在黑石头村冷得我受不了时，我就想象以后我如果有了钱，就拿它全买了棉花全做了被子，做一屋子棉被，任凭咱们娘儿俩在被垛上打滚儿。任凭天再冷、雪再大，再需要咱们去哪个村儿，咱们拉上它一车被子！韩桂心你不知道我真是叫冷给吓怕了。”我对我母亲说现在不是从前了，没有人逼你到乡下去，做那么多被子有什么用呢？我母亲就像没听见我的话一样，继续她的“棉被狂”运动。她选择的被里被面都是纯棉的——百分之百COTTON，被套更要纯棉，她排斥现在流行的太空棉、膨松棉之类，她说它们不可靠。隔长补短她就做起一床被子，即使棉花是网好的网套，她也要以传统手法，每条被子绗上五至七行均匀的针脚。我曾出主意说买个被罩罩上会省很多事，我母亲鄙夷地说那也叫被子？90年代纯棉制品越来越少了，这还促使我母亲注意留神卖棉布和棉花的地方。有一回她在电视上看见一则广告，说是本市一家专营棉花制品的商店明日开张欢迎光顾，第二天我母亲就奔了去，买回几十米纯棉花布。那天她顺便还拐进了一家军需用品商店，见货架上摆着对外出售的军用棉被，便也毫不犹豫地买下两床。说起来也许你觉得不可思议，如今我们家有一间专门放棉被的房子，我母亲这些年积攒的棉被从地板摞到天花板，几百条吧，密不透气地拥挤在这间屋子里。我母亲还曾为了棉被的安置问题跟我商量要我丈夫给她买房——我丈夫是个做房地产生意的。我母亲说，现在的两间小平房（北京路幼儿园的小平房）每间才10平米多一点儿，可她至少需要一个很大的房间才够存放棉被。我丈夫特意给她买了个一大一小两居室的单元，或者应该说是特意给我母亲的棉被买房。大房间30平米，小房间12平米，如今我母亲的那些棉被就满满地堆积在那个30平米的大房间里。

　　我母亲还有一个记录棉被的账本，账本大约包括如下内容：购买时间、地点，购买商品名称、数量、价钱……比如：“1978年11月4日大众土产杂品店购买6斤被套一床，5.20元；在丽源商场购买单幅被里布14丈，6.60元，直贡缎银灰碎花被面一条5.20元共17元，于11月18日做成此棉被。因被套网得密实，故绗被子时由七行减作五行。”比如：“1995年3月30日在双凤街布店见宽幅（宽5.5尺）漂白布，大喜，购4.5米，花72元，可做被里两床；购6斤被套一床68元……”我母亲退休之后，闲来无事就乐意翻弄她这本记录多年的“棉花账”。在我看来这种记录毫无意义，既没有人要求她上缴她缝制的某床棉被，她也没有出售和租借棉被的意思，这账本的意义在哪儿呢？或者账本上呈现的一些数字会引起经济学家的注意，它记录了十余年间棉花棉布的价格差异和它们的上涨幅度，比如1978年窄幅（宽2.7尺）被里布0.44元人民币1尺，1996年已升至2.00元1尺；1978年做一床棉被需人民币17元，到1995年一床棉被所需人民币已升至100元至125元。棉被价格的上涨意味着棉花价格的上涨和棉花的短缺。华北平原本是中国几大产棉区之一，但如今我们的一些纺织厂却要从新疆大批购进棉花以完成生产指标。棉农越来越不愿意种棉花：风险大，生产周期长，投入多，令人头疼的棉铃虫害……还有那些急功近利、舍弃土地暴发起来的各色乡间人士，都时时影响着棉农的心思。我母亲自然想不到这些，手握一本棉被账簿，也许换来的是她心里的踏实，甚至可以说，那是一本她随时可以把玩的、比棉被本身还要确凿的温暖事实。有一天我回家看望我母亲，见她正在家中那间30平米的“棉被屋”门口，冲着半开半推的门一阵阵手舞足蹈。拳打脚踢，却原来她在试图把一床新做成的棉被塞进屋去，而那屋中的上下左右，棉被和棉被拥挤着已然没有空隙。我叫了声“张美方妈妈”，我母亲扭过脸来。她满脸是汗，头发上沾着棉花毛；她神色慌张，一副心永远塌不下来的样子。棉被们就在她的身后汹涌着，仿佛随时可能奔腾而出将我的母亲淹没；又仿佛我母亲已经生活在一个火药库里，只需一点点火星，那膨胀着棉花的房间就会爆炸。可我母亲她仍然顽强地和手中那条新棉被搏斗着，她推揉它挤压它，妄图将它塞进屋去。我深知她这一辈子是宁愿叫棉花淹没也不愿再叫寒冷淹没，我上前帮了她，两个人的力量终于使那条厚墩墩的新棉被进了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