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悬崖

录音之五（2）

　　我丈夫滔滔不绝地对我说着，我望着他那虽然瘦小却充满活力的身子，心想绿林也未必都是彪形大汉一脸连鬓胡子，绿林也有如我丈夫这般小巧玲珑之人。他身上流着绿林的血，这或许是他能在80年代末期发达的重要根基，我望着他那瘦小却充满活力的身子，心中还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因为我发现这世界上不为人知的事件太多太多，仅我丈夫的一只百宝箱和他们家地下室那几摞永远拿不出手的军装，就包含了多少隐秘啊。这些陈年的隐秘似乎冲淡了我在5岁的那个犯罪事实，和他们这些事相比，我在1958年那个下午的失手（我开始有意把我向陈非伸出的手形容成“失手”）当真那么沉重那么真实么我当真向一个同班男生的后背伸出过手么？

　　我想念我的丈夫，为了他向我暴露的这一切。从前我们做爱时我总是莫名其妙地紧张，现如今我慢慢学会了放松自己。我欣赏我的放松，放松能使我身心愉悦；我欣赏我的放松，我只有放松着才顾得上欣赏我的丈夫。我承受着他那并不沉重的躯体，我像一株树那样听凭他在上边攀来爬去。在他的身子下边我感觉不到风险和不安，我和他本是差不多的人，都不太光明，可也坏不到哪儿去。我想为他生个孩子，好好过我们的让许多人眼热的生活。我知道我丈夫频繁地在我身上劳动也是急着想要孩子，我们俩一有时间就做这事。我早就不工作了，我丈夫说过我用不着出去工作，我应该呆在家里生孩子，养孩子，享福。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没有孩子，我们去医院做过检查，我和我丈夫都没问题。究竟是为什么呢我几乎不愿想下去，因为我觉得我又拐到了1958年那个不可言说的下午：一个孩子死在了我的手下，上苍便不屑再赐孩子于我了吧？我偷着想，我偷着思量这久远的惩罚终于来临了：他们不让我有孩子。

　　我丈夫近两年开始疏远我，我自嘲地想他这是爬厌了我这棵傻高的直挺挺的大树，一棵不能开花结果的秃树。这时我才发现我不仅想念我的丈夫，我其实是爱上他了。结婚十几年来，不是没有男人想对我好，但他们顾忌我丈夫的钱和势力，不敢对我怎么样——假如我想对他们怎么样倒是可以的。但我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放在了我丈夫身上。我为他而打扮，投他所好，渴望引起他的注意和欲望。他却不再注意我，他在外边女人很多。他只是不断送给我比较贵重的东西，以此来安抚他的良心。每当他送我重礼时我就知道他又有了新女人，我名下那些礼物的件数便是他的女伴的人数。我感觉到他也许会同我离婚的，那些女人都有可能怀上他的孩子。我怎样才能引起我丈夫的注意，怎样才能让他重新正视我的存在？像我这么一个连孩子都生不出的女人。前些天我发现了一个机遇，这机遇恰恰又不可逃脱地联系着1958年那个死在我手中的陈非。

　　陈非的父亲，当年那个印尼华侨，“文革”中他曾被当成美国特务抓了起来。“文革”结束后，这“特务”的伯父在美国去世，他便去了美国继承了一点儿遗产，成了一个比较有钱的美籍华人陈先生。陈先生近期抵达这个城市，有点故地重游的意思：怀旧，伤感，炫耀，多种情绪兼而有之吧。他打算在北京路幼儿园附近买下一块地，兴建一座大型水上公园。话说到这儿我不得不再次提及你的奶奶（不客气地对笔者），当年就因为一个孩子死于滑梯，你奶奶便下令拆除全市所有滑梯，就剥夺了全市儿童打滑梯的乐趣。与其说这是为了安全，不如说这是一种历史的退步，是你奶奶他们那一代人的共有思维。陈先生懂得让历史进步，他不仅要在水上公园建造滑梯，水中滑梯、空中滑梯，蜗牛形的、波浪形的，他还知道在设计时充分考虑它们的安全性能，这就是进步，你说对不对（笔者不置可否）？也许你不便于表态，那么我接着说。陈先生此次的合作伙伴便是我丈夫的公司，他要建水上公园的那块地，现在属于我丈夫名下。只有我知道他为什么要在北京路幼儿园旁边建一座水上公园，那是他对爱子陈非的一种纪念形式吧。我终于找到了使我得以解脱的出口：我应该面对死者的父亲陈先生，告诉他1958年那个下午的全部真相，告诉他让他难受让他恨我。只有他恨起我来我才能真正解脱，我解脱了或许也才有可能怀上我丈夫的孩子。告诉他，我决心要告诉他。

　　春日的傍晚，烈士陵园比别处黑得要早；这里大树遮天，刚过6点钟，光线便一层一层地暗下来。我已觉出阵阵凉意，韩桂心却丝毫不显倦怠，她显然在为自己那个“告诉他、告诉他”而激动不安。作为局外人，我似乎没有必要鼓励她“告诉他”或者阻拦她“告诉他”，我只是暗自作了一个假设：假如我是韩桂心，我会选择“不告诉他”。既然法律并不能惩罚30多年前一个孩子的罪行，既然法律也根本无以拿出对这孩子判罪的凭证，韩桂心如今的向死者亲属披露真相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为什么她要勾起一个男人（美籍华人陈先生）平复了30多年的哀伤，有必要让这位陈先生打碎从前的结论，对爱子之死开始一个全新的让人心惊肉跳的猜想吗？对于陈先生这太沉重了，对于韩桂心这太轻佻了——我无意中用了“轻佻”一词，我很想叫韩桂心知道，正是她后来的叙述使我想到了这个词。我把录音带倒回去，我们重又听了一遍韩桂心准备告诉陈先生事实的理由：“……我应该面对死者的父亲陈先生，告诉他1958年那个下午的全部真相，告诉他让他难受让他恨我，只有他恨起我来我才能真正解脱，我解脱了或许也才有可能怀上我丈夫的孩子。告诉他，我决心要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