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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动和快乐中，我忘记了把最重要的细节记下来，在１９８３年莫斯科两次与 卡杰琳娜会面，我都发现了一个与其说是令人警觉令人愤怒不说是令人忧伤的情势 ：就是说，这位苏联同志，在我们的宾馆和在她自己的家里，时不时地拿起一个小 小的（６４开大小吧）红皮笔记本记下什么来。 显然，她是在记下我们的话。除了拥抱的时候，流泪的时候她放下了笔记本以 外，她一直拿着笔记本。她要汇报吗？有这个必要吗？她要留下记录作档案？个人 档案还是国家档案？她和她的同胞都有记录癖都是汇报狂吗？ 这次整个的访苏过程中，几乎所有与我们接触的苏方人员，在与我们谈话的时 候，都是一面听我们讲，一面做着记录。也许伟大的苏联实验的失败与他们的全民 忙于记录有关？为了跟上我们谈话的速度，他们捏紧钢笔，龇牙咧嘴，用力气的样 子庶几与便秘患者排便的状态相近。他们总不至于在散步的时候，唱歌的时候，跳 舞的时候，做爱的时候作记录吧？ 我并不因此怀疑他们的身份，我想如果他们包括卡佳同志是白天鹅一流具有特 殊身份的人物，他们反而不会当着我们中国同志的面记下什么来了。 在卡佳记录我的说话的时候，我想起了当年使她脸红的我对于与谢米恰斯特尼 座谈的提及。后来，谢同志是ＫＧＢ的首脑。是ＫＧＢ培养了全民记录的习惯？他 们视此是这样地自然，就是说与外国人说话要做记录已经成为他们的方式，已经 （用林彪的话）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到行动上了，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了。因此他们完 全可以当着被记录者的面大张旗鼓地作记录而毫不避讳更毫不尴尬。正如我也十分 正常地在第一次与她见面的时候找上翻译在场，而第二次去她府上的时候干脆找上 全团人马一样。 这次的访苏之行中，苏方只有一个人在与我们打交道的时候没有作记录，他就 是《莫斯科——北京》的歌词作者。当然，我对他毫无怀疑，我打算回去举他的例 子向领导报告，我们将论证：广大苏联人民仍然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