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从写长文“批判”了彭德怀之后，陈伯达又重新得到毛泽东的信任，要他负责起《农 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共9章60条，人称“六十条”。 须知，陈伯达虽是人民公社的“发明”者，当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起草关于在农村建立 人民公社的决议时，并没有通知这位“发明”者参加。据陈伯达说，其时他也住在北戴河。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经过了反复的修改过程： 1960年11月3日，先是下达《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 这封信共12条，人称“十二条”。根据“十二条”，写出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 案）》，这个草案是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在毛泽东的主持下， 由陈伯达执笔起草的。陈伯达曾自述如下： 1961年，在广州制定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60条，是征得毛主席同意，由我起草的。起 草后，我到一些乡村询问群众关于取消公共食堂的意见，大家热烈地赞成完全取消。后来， 即根据各地的经验，对取消公共食堂问题作了完全取消的新肯定。这个修改过的六十条，也 是毛主席要我同各地方同志商议后写的。 起草个什么文件，本来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陈伯达终于重操旧业，从危机中解脱出 来———这危机始于第一次会议，而在庐山差一点成了灭顶之灾，最后随着“反戈一击”才 反败为胜。 从《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对农村人民公社作出了一系列政策规定：人民公社是 社会主义的互助互利的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 食的原则，避免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人民公社一般为3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 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制；生产队实行独立核算，自 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分配；农民可以经营少量自留地和从事小规模家庭副 业；…… 1961年6月，陈伯达在北京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对草案进行了部分修 改，取消了部分供给制、公共食堂、社员口粮分到食堂等规定。修改后的条例，称为《农村 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1962年9月27日，《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 案）》，由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讨论通过。 为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能够写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1961年1月，毛泽东曾指示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带一个调查组下乡，进行调查。 为此，毛泽东还特地找出他1930年5月写的《调查研究》一文（后来改题为《反对本本主 义》，收入1964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发给每个组员。 关于这次下乡调查，毛泽东曾给秘书田家英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田家英同志： （一）《调查研究》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1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 话（文字上，内容上）。 （二）已告陈明，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6人，连组长共7 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 每人发《调查研究》（1930年春季的）1份，讨论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6个组员分成2个小组，1人为组 长，2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1个小组（3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1个 小组调查1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10天至15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 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作业又要有1个月，连前共2个 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毛泽东 （1961年）1月20日下午四时 此信3组21个人看并加讨论，至要至要！ 毛泽东又及 毛泽东像当年指挥作战一般，向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布置了调查任务。然后，又是 在毛泽东主持下，经过集体讨论，由陈伯达执笔，才写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 案）》。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在广州写出草案之后，毛泽东还以中共中央名义于1961年4月25日发出通知，提出了 关于当时农村工作中若干关键问题的调查题目，其中包括：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 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给农民留一定数量的柴山作为自留山的问题，三包一奖问题，耕 牛、农具归大队所有好还是归生产队所有好的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 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以及其他问题。那一时期，毛泽东倾注心血于 整治人民公社问题。经过调查研究，经过一次又一次修改条例，才使中国农村从1958年突 然爆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慢慢地纳入轨道运行。 从1961年8月起，胡乔木患病，毛泽东建议他“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 度”。这样，在起草文件方面，毛泽东不得不更倚重于陈伯达了。 陈伯达也帮助刘少奇做了一些文字工作。他参与起草了刘少奇1962年1月27日在中共 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他也曾对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了整理、修改， 并在他主编的《红旗》杂志上重新发表。据云，《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延安发表时，陈伯 达也曾作过一些文字整理工作。内中所引孟子的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 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 是陈伯达建议刘少奇加上去的。 然而，在“文革”中，陈伯达“变脸”，对刘少奇“反戈一击”。陈伯达所主编的《红 旗》杂志，成为轰击所谓“黑”《修养》的主炮———刘少奇“贬值”了，他的《修养》也 随之“贬值”。重新发表《修养》的是《红旗》杂志，总编陈伯达；倒过来狠批《修养》的 也是《红旗》杂志，也是总编陈伯达。这一切，都随着“政治行情”的涨落而涨落。 顺便提一笔，在陈伯达倒台之后，他的那篇《人性、个性、党性》（载于1944年9卷 15期延安《解放》周刊），则被当作“黑《修养》”的“姐妹篇”受到姚文元主编的《红 旗》杂志的批判———因为那时的陈伯达已是“行情”看跌了，早已从《红旗》总编的宝座 上摔下来了。 |